编者按：徐俊、宫晓卫、高克勤、姜小青曾合力主持“古工委”工作十余年，又分别将四家古籍出版名社带到新高度，既是出版行业变迁的见证者，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践行者。近日，由他们合著的《叩学事铅椠——古籍出版四人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上海书评》特此发表本书四人“同题共答”代序，分为上下两篇，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这四位“古籍出版掌门人”如何边学边行、乐在其中。

《叩学事铅椠——古籍出版四人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2023年5月，参加第三十六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第二届“古工委”班子任职十年，共组织九次会议，这是换届前组织的最后一次会议），摄于武汉，左起：高克勤、姜小青、徐俊、宫晓卫

古籍出版的传统与创新

戎默：古籍出版行业从各位从业之初发展至今，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曾面对过各种各样的困难，面对这种变化与困难，既要坚守传统，又要有破局的勇气、创新的意识，各位如何看待传统和创新这个话题？

徐俊：古籍出版一直被视为“故纸堆里”的营生，除了工作对象和内容是中国传统古籍，工作方式也一直处于固守传统出版的位置，因此传统似乎在我们身上烙印更深，传统和创新的矛盾也表现得更集中。我们都曾经担任出版社主官，这一点当体会更深。在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我说过一段话：“一个企业走过百年，一定有他内在的力量和一以贯之的精神。”这就是传统，我们接续传统，同时要赋予传统新的血液、新的力量，这就是创新。我的基本认识是，传统与创新关系到一个出版社的发展，无论在哪个阶段，传统不能丢，创新更不可少。发展的前提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固守传统，必无创新可言。我的体会：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是“开放”和“合作”，企业文化最重要的是“认同”和“有为”，从理念到付诸实践。

宫晓卫：我已远离出版一线多年，现在谈坚守和创新，不敢也不能妄言。这里不妨用自己当年的一段经历勉强作答。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那个时期的后半段，全国大部分古籍出版社都有过一段持续时间较长的困难期。当时伴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深入，业已进入市场的出版业却没有完全适应。因这个行业长期的文化事业属性，此时出版社的专业分工、图书定价、材料供应、印制加工、选题管理和审批诸方面，基本还处在计划经济状态，单纯以受众面窄的传统文化为出版范围的专业古籍社，最是水土不服。加之国家经济大环境正在爬坡，各方面对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关注、扶持远不到位，古籍社大都经营亏损、处境艰难，多数古籍社职工的收益在当地出版系统是最低的。那些年的“社长年会”，“脱困”一直是会议绕不开的话题之一。

我接手齐鲁书社社长时，这家单位已掉入经营管理的谷底，在省内本系统数家困难社里，日子最为窘迫，被民间戏称为“丐帮之首”。要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势必要有一些打破常规的做法，包括对出版范围的突破。然而这在当年并不简单。齐鲁书社曾创出过“文兴齐鲁，功在学林”的荣耀，其品牌形象、社会声誉都是出自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研究类图书的出版，这已成为地方老同志和管理部门看待齐鲁书社的定式。我的想法，很难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在山东出版总社总编室工作的三年，有一个认识，即我所在的地域，那些因专业分工而没有教材教辅的出版社，好像天生就该受穷，很少有人会在意你的压力有多大、日子有多难过。所以，我“破局”困境的举措之一，是要在助学读物的出版板块上插进一只脚，从中分得一杯羹。这个念头的实现，在今天看来不是多大点事，但在我所处的环境里，因出版范围的限制，却是很难跨越的坎。凭着不懈的执念，同事们的同心协力，加之对各种外部力量的借助，包括与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度合作，齐鲁书社选题范围突破的口子是一点一点撕开的。如此历经数年，终于使这类出版物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挤占了一块市场，得到了较为稳定的收入，成为支撑单位运营的重要经济来源。虽然在出书结构上我们增加了这个板块，但这期间我们主营方向的古籍专业出版不仅没有削弱，在出版规模、图书品质诸方面还有了明显提升，实现了对突破传统和对本色坚守的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因时、因地、因单位实际制宜，对原规矩、固有观念的突破，也是创新。在我们突破的过程中，初始阶段不断有各方的质疑声，当年我接受过《出版参考》记者的采访，面对这方面的提问，我解释了个中原因和苦衷。所感慨的一句“饿着肚子无法顶牌子”，被记者用作了采访标题。

往事重提，但愿离题还不太远。

高克勤：出版，简言之，就是传承和传播文化，本身就承担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创新的使命。任何时候都会有变化，只是有渐变与突变、变化大与小之区别。所以出版始终面临着传统与创新的问题。而传统与创新并不矛盾。传统本身就是前人创新的成果。今人创新的成果得到传承也会成为传统。对于我们出版工作者，尤其是古籍整理出版者来说，在整个出版环节尤其是图书的内容和形式方面都要做好传承和创新，两者不能偏废。对于古籍出版社来说，首先要做好传承的工作，保护好、整理好文献。从出版的角度，用数字化和纸质的形式复制出版珍贵文献，也是对文献的一种保存和利用。传承的要点在于准确地整理文献、阐释经典，已经出版的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整理本和我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等，就是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的范例。创新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找准与时代的对接点，对传统经典进行再诠释，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并及时地将这些创造性成果予以出版。在内容确定的前提下，出版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创新就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姜小青：古籍出版较之以往，确实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也随之产生许多新问题和新困难。坚守传统和开拓创新，其实不是新话题，我们在梳理新中国古籍出版发展史就注意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有突出的矛盾与问题，但最终都是通过创新加以解决。我写《被动选择与主动追求————专业古籍出版社发展历程考察之一》，就是想通过研究专业古籍出版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面临困难时，是如何对待传统和创新问题的，并给当下古籍出版提供一点借鉴。我认为，古籍出版事业要持续发展，离不开坚守传统和开拓创新两个方面，关键在于继承什么样传统和如何创新。我们要认识到，新中国古籍出版事业发展历程，虽有波折，也走过弯路，但始终不断向前发展，是客观事实。因此，我们应该首先通过深入研究新中国古籍出版发展历史，总结出古籍出版事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持续性起关键作用的东西，例如，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具有学术创造意义的重大项目等，这些被实践证明具有规律性的“传统”，就是我们要继承和始终坚持的。我理解的古籍出版创新，是“顺势而为”，创新是对传统的发展，应该顺应行业趋势、体现时代特征、切合业态发展、实现社会期待、满足读者需求。只要稍稍梳理一下新中国古籍出版历史，就会发现，凡是促进事业发展的创新，都具有上述特征。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专业古籍出版社面对市场经济新出版环境为例，其时，大多数专业古籍出版社面临生存危机，在经历了拒绝、排斥、无奈和接受、转变、创新、调整之后，都逐渐走出了困境，为下一阶段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时的创新，主要有两条，一是观念上对图书商品属性的接受和认识，二是举措上调整选题结构，加大传统文化普及性选题。因此，我觉得，当下古籍出版创新，在继承传统前提下，应基于数字时代给出版业态、社会需求、阅读生态等带来的变化。

古籍出版的“复杂性”

戎默：古籍出版业与单纯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不同，与通常意义上的出版工作也不同，它生产的既是学术成果又是产品；既要为学术服务，有相当的专业度，又要尽量让大众接受，有一定普及度，甚至还要能够吸引眼球，有话题度，从而让人“买单”。各位老师如何看待古籍出版业的这种复杂属性？

徐俊：图书具有“文化”和“商品”的双重属性，出版工作的难点由此而生。但出版的本质是“传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个问题讨论得很多，如何看待和处理这对矛盾，这里我不赘言，只引上海杰出出版人赵昌平先生的话来回答。赵昌平说：“当我们说着图书是文化时，必须充分意识到，图书是商品；当我们说着图书是商品时，必须充分意识到，图书是文化。”（《我的出版三传》）

宫晓卫：问题里提到的几个“度”，我以为表现在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对应上。“专业度”适应的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专业学者、研究者，“普及度”适合的是初、中级文化程度读者。用不同的整理要求，以适应不同层面的读者，有这种复杂属性的古籍整理，通常围绕中华传统文化中影响大、价值高，堪称经典的古籍而展开。至于非经典的普通古籍，其整理出版，一般不会有“复杂性”的纠结。

由此想到国家“古籍办”2021年公布的“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对经典古籍的整理出版，是每个专业古籍社长期关注并不断投入的选题板块，也是其他出版社对古籍类图书出版涉足较多的区域。图书市场上，每种经典几乎都有多种版本存世，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哪些是最好的，甚至能称之为“权威的”，“古籍办”的这次推荐，是给出答案之举。

首批推荐的经典古籍版本，含四十种经典古籍的一百七十九个整理版本。涵盖范围还不大，却能看到一个明显特点，即在每种经典古籍所推荐的四五个整理版本中，大部分都含有几个层面：既有专业性强、学术含量高的校释本，也有简明注释或译注本，还有选注选译本。这就能清楚地反映版本入“目”选择时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兼顾。这个版本目录的推出，对读者面对浩繁的古籍出版物时如何选对的、选好的，无疑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我参加了项目的评审，作为古籍出版人，从中体会到的则还有对古籍整理出版的实际指导意义。

此次推荐的经典古籍版本，都是经过图书市场调研、版本征集、专家初评、样书征集、专家终评等多个环节，从古籍出版已有成果中严格遴选出来的，整个过程完全可视为是对此类出版物的一次全面检验和总结。拿出的这份推荐书目，里面聚集了古籍出版人面对市场如何做经典古籍类图书的智慧和经验。因此，对今天的古籍整理出版，有直接的示范作用。能够充分汲取已有的成功经验，是今人远超前人的有利条件。凭借这一点，加之新技术的助力，而今的古籍整理出版，应该、也必须能推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更好的经典古籍整理本。

高克勤：在出版业内，古籍出版业有出版的共性，其出版物既是文化产品，也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就要吸引读者“买单”，要求出版物有吸引读者眼球的内容与形式。图书最根本的还是内容为王。古籍类图书最大的卖点还是在内容。古籍类图书大多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的精华。要做好古籍类图书，仅靠作者的努力是不够的。这就说到古籍出版的特殊性。古籍出版社往往深入到规划、组织古籍整理的工作并实施出版，古籍编辑对书稿的加工往往不只是改正错别字和病句、核对引文而已，在审阅校点、注释、今译类稿件时，编辑还往往参与校核版本、审定标点和注释的工作，可以说是做了作者的工作，是不署名的作者。大家熟知的中华书局本《全宋词》，编辑王仲闻先生在修订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以致该书编者唐圭璋先生同意署名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方式，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型编辑”的说法。

姜小青：应该承认，古籍出版确实具有特殊性，从业者始终在学术与大众之间纠结，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记得十多年前，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传统文化现代化，专业知识大众化，社会效益市场化。”算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能很好实现。我们古籍出版人经常会讲起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的一句话：“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所以我想，在上述二者不能平衡的情况下，古籍出版单位是不是可以根据自身优势，侧重性发展，不少专业古籍出版社发展过程中，确实也是这么做的，而且效果也很好。我本人特别倾心于“专而精”“特而尖”和“小而美”的古籍专业出版追求。

古籍编辑的“学者化”与“职业化”

戎默：由于这种复杂属性，其实古籍出版行业对于从业人员（编辑）的素养要求很高，记得高克勤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年轻编辑要向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辈学习，做“学者型编辑”，但从现在出版的业态来看，光做“学者型编辑”可能还不行，编辑还要具备营销能力、市场眼光，而目前出书、发稿的压力也远超过去。这些综合能力的学习和培养及工作量的压力，或许会导致古籍编辑在专业能力学习上的不足，使得编辑的“学者化”属性减弱，“职业化”属性加强，各位老师不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徐俊：纵观中国现代出版史，出版人具有多重身份本是一件常见的事。张元济身兼文献学家、藏书家、出版家，陆费逵身兼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身兼作家、教育家、出版家，不胜枚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能出于提升出版内容价值的考量，开始倡导“编辑学者化”。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各行各业都更加重视职业化素养的培养，出版的职业化要求也开始被重视。毋庸置疑，出版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加上各门类出版又具有不同的学科属性，因此所谓的“学者型编辑”应该包含出版本身与所在学科的双重要求。这个要求用“学者化”和“职业化”都欠准确，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看你是不是“在行”，也就是“专业化”。这一点出版家兼文学评论家潘凯雄先生有一段精辟的概括：“优秀出版人之专业至少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自己所在出版领域的学术专业，缺乏这个专业你根本无从判断内容的优劣高下，也缺乏对优质作者的亲和力与粘连度；二是对出版本身的职业专业，缺乏这个专业你可能会做成一两本好书，却无法做强做大出版这个产业。两个专业对一个优秀的职业出版人来说缺一不可。”（《出版，不专业则无产业！》）说起来惭愧，有时候别人视我为“学者型编辑”，其实我只是在编辑岗位上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在“专业化”的双重性上是做得很不够的。

宫晓卫：出版社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编辑作为单位人员构成的核心力量，自然应关注经营、考虑市场，要更“职业化”。从长期置身古籍出版形成的认知，我赞同古籍出版社编辑“学者型”的认识。因为从已有的出版经验可以看到，古籍出版社编辑的“学者化”和出版企业员工的“职业化”，实际上并不矛盾，反倒能相辅相成。

还是聊聊往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让齐鲁书社尽快摆脱困境，我曾把本社编辑全体推进了市场，对编辑室和每位编辑实行目标责任制，全面考核。编辑个人收益与所创效益挂钩，靠出书品质和效益说话。这大概属于省内出版系统较早试水三项制度改革者。因操作办法符合本单位实际，行之有效，实施了多年。回想当年的编辑考核，每年位列前茅的，都是几位在自己专业领域造诣较高、学术根底较厚实的编辑，尤其是其中还有一位半路出家任编辑的山东大学教师，他有很好的学术素养，进入新行业转型极快，很短时间就崭露了头角。归纳一下“学者型编辑”业绩好于其他编辑的原因，主要在于处在对学术性、专业性有着特殊要求的古籍出版社，他们有其他编辑达不到的优势：他们一般更有见识，眼光更准，所提选题往往更符合本单位出版品牌的需求；在选题策划、书稿编辑中，对作者、书稿、读者的把握更到位；有自主应对复杂书稿的能力；自己不外行，所以与学者交流更顺畅，能产生共鸣、得到信任；介入学术活动多，拥有更多元的人脉关系。所以，我很欣赏社里在学术上有所深耕、有所追求的编辑，在意他们专业素质的提高，鼓励他们参与古籍整理和个人提出项目去申报立项，也尽可能支持其个人著作的出版。

而从古籍出版业的发展实际看，学者型编辑，最有可能成为古籍专业社的出色带头人。即如我们熟悉的中华书局的李岩、徐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赵昌平、王兴康、高克勤，上海书店出版社的金良年，凤凰出版社的姜小青等，他们都称得上是我们这一代古籍出版人的杰出代表，他们又无一不是从典型的“学者型编辑”一路成长起来的。“学者型编辑”于古籍出版之重要，他们是最好的佐证。

高克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入职的时候，在我认知中，觉得编辑就是学者。对于从事专业学术出版如古籍整理、科技著作等出版的编辑来说，成为“学者型编辑”既是职业要求，又是努力目标，“学者化”和“职业化”属性应该融合在一起。当时认为，一个编辑只要认真做好编辑工作，久而久之，自然就成为学者了。之前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编辑，每人除了通览古典文学外，还专攻断代文学或分体文学如辞赋、诗词、戏曲、小说等，审稿时也有侧重。一时人才济济。无怪乎老社长李俊民曾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是胜任的。”（何满子《悼胡道静并琐忆往事》，《新民晚报》2003年12月22日）

在出版界、学术界，有学者转为编辑的，也有编辑转为学者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些编辑、学者也有称其为“学者型编辑”。从出版社的角度严格定义的话，我认为，学者型编辑，简而言之就是具有相当学术造诣的编辑，首先，职业是编辑；其次，精通业务，具有相当的学术造诣；第三，在编辑实践中成为学者。这样的“学者型编辑”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古籍专业出版社都有一批学者型编辑,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1911-2000）、程毅中（1930-2024）、傅璇琮（1933-2016）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朱金城（1921-2011）、钱伯城（1922-2021）、赵昌平（1945-2018）等。

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从事专业学术出版的编辑来说，因为出版社各部门的分工不同，可能不十分强调其必须具备营销能力和市场眼光。当今除了专门从事审读的编辑之外，由于有效益的考核，所以往往要求编辑“既要又要”，向出版全能的方向发展，编辑的压力确实增加。在我看来，成为出版全能的编辑只是一个美好的方向，而成为学者型编辑则是从事专业学术出版的编辑的基本要求。没有专业学术素养，第一步审稿就没法做好，遑论接下来的工作。专业图书的作者必须具有专业学术背景，专业图书的编辑也必须具有专业学术背景，这样才能发现作品水平的高下，与作者对话。

当今，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尤其是多种出版业态的出现，编辑从事的工作泛化，在许多编辑尤其是年轻编辑看来，成为学者型编辑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或者只是编辑的一种类型而已。我认为，在追求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出版业需要一大批把握导向、精通业务的编辑，在此前提下，专业出版社还需要有一批学者型编辑。这是事业的需要，也是编辑成长的需要。对有志于在编辑工作中成长发展的编辑来说，能把个人的成长发展与从事的事业融合在一起，随着事业的发展个人也得到成长发展，对于工作者来说是完美的。

姜小青：古籍出版属于学术出版，编辑的学术程度对编辑工作有直接影响，过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许多老编辑本身也是学者，他们编辑的许多图书影响了学术界几代人。所以，我首先认为，从当下国家对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来讲，“学者型编辑”并没有过时。当然，不同历史阶段出版语境下，我们对“学者型编辑”定义，应该具有时代特征，大家公认的老一辈“学者型编辑”傅璇琮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有几段话，很值得我们体会和研究，他说，“编辑学者化，并不是说编辑一定要作一个专业学者，而是说编辑具有一定的专业志趣与成就，就有利于与文化界的交往，促进出版业务的发展”（《徐宗文〈三余论草〉序》），“我曾经提出‘编辑学者化’，现在出版环境变化了，编辑学者化的说法不一定合适，可以改成‘编辑工作应该注意社会化’，更好地面向社会，而不仅是专注于某一个专业。比如古籍整理除了专业工作以外，还存在一个普及工作，应该有一个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观念，思考古籍文化如何与现在的读者沟通、结合”（《为学术界办一些实事》，见《傅璇琮文集》）。我认为，当下提倡的“学者型编辑”，既要有我们前辈身上那种“学者化”，又要有当下行业发展要求的“职业化”。这里的“学者化”，正如傅先生说的，并不一定要成为专业学者，关键是要具有与从事古籍出版相适应的学术知识结构，以及专业知识转化为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能力，许多“学者型编辑”之所以受人尊敬，除了学术研究成果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专业学术能力，在图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我理解“职业化”是出版产业化以后对行业人才的一种新要求，提倡的主要是“职业素养”，包括能够对行业发展趋势有前瞻性认识，能够洞察行业发展中突出问题并提出有效解决办法等。我们不要把“学者化”与“职业化”对立起来，可以说，新的出版环境对成为一名“学者型编辑”的要求更高了。前不久去世的上海书店出版社原总编辑金良年先生，是古籍出版行业内公认的“学者型编辑”，从对行业发展持续性关注和研究角度讲，他又是这一代“学者型编辑”中非常突出的一位，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他的《面临新世纪的古籍出版业》《集团化、企业化环境下的古籍出版》《论上海出版的弱势》《上海出版业必须“突出重围”》《电子出版的前景和发展策略》《十一五期间出版业经营环境预测》《没有制度创新，就没有出版创新》等出版研究论文，从时间上看，大多形成于行业发展关键节点；从研究内容看，都是行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数智化”时代，古籍出版向何处去

戎默：现在出版业都说要“数智化”转型，所谓“数智化”，即数字化、智能化。古籍出版行业也在积极地开展古籍数据库，古籍智能识别、智能标点的开发工作，这些工作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古籍出版业发展。这些数智化工具、产品会对将来的古籍出版带来些什么？在这种背景下，古籍出版业将走向何方？

徐俊：出版业必须要拥抱科技创新，古籍出版也不例外。从简帛到纸写本，从版刻到现代印刷，一直到当下的电子书、网络出版，出版之路就是一条科技创新之路，而且这条路不只是科技创新单方面的外在作用，也是出版不断进步以符合人类知识传播需求的自身选择。因此数智化之于古籍出版业，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今年的世界读书日，中华书局旗下的古联数字公司迎来了十周年庆。2015年古联创办的时候，我们的愿景是再造一个数字中华、线上中华。紧抠字眼看，将百年中华的古籍整理出版成果搬进数据库，供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者读者使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但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人文学科的兴起，又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回到当下的传统古籍出版业，我觉得数字化带来的以下两个方面的调整已经惠及全行业：一是技术赋能，从整理到出版的全流程升级，包括数字化采集、OCR 识别、数据平台辅助校勘标点，等等；二是出版形态多元，从纸质书到电子书、数据库，从集中印刷到按需印刷，等等。最大的困境是读者已经普遍适应了数智化阅读，而出版还没有形成可持续的数智化运营模式，包括古籍整理出版与技术开发的协同、古籍整理出版数字化标准的转换与确立、开放共享与版权保护的适配、“公益”与“商业”的矛盾以及数字出版销售渠道，等等，都需要在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实践中探索解决。我们作为古籍出版人，要坚信数智化是技术，是载体，为古籍整理服务，给古籍整理以新的呈现形式，给古籍整理的使用阅读以便捷，但它不能替代古籍整理的核心内涵———学术性，提高古籍整理出版的学术性和编辑含量，仍然是我们传统古籍出版业的价值所在。

宫晓卫：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伴随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享受着它所带来且随时在提升的巨大便利。想当年古籍整理者为查一个版本、一条资料可能要跑千里之外的图书馆，而今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能基本解决；古籍编辑曾经难以核对的原文，现在几乎不离案头即可搞定。科技力量带给我们的认识，是过去无法想像的。

很惭愧，我是个技术盲，对新科技的感知十分愚钝。生活中，就随其自然，没什么追求；工作中，因责任在身，还是想努力跟上，不至于被落得太远。所以在职时，做过一些跟进技术进步的尝试。印象较深的，如2000年电子出版物新兴，就为本社出版的《二十五别史》做了个索引光盘；本世纪初数码相机技术刚见成熟，我们及时更改了原拟用反转片拍摄《孔府档案》的方案，预算费用立马降低数百万元；此后上马的规模同样庞大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则已全部使用数码相机拍摄和电脑修版；对“古工委”兄弟单位中华书局“籍合网”古籍数据库的创建，持全力支持态度。从几个事例，感受的都是技术进步对行业发展的积极影响：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成本开支，已建成的专业古籍数据库已经是自己离不开的查阅工具，至今受益。

尽管自己没有能力预知古籍出版业在“数智化”大发展的时代前景会怎么样，但从自己那些大都是陈旧的体验推想，科技的进步，对行业发展的推动肯定是正面的多，未来可期！

高克勤：历史上，每一次技术发明都对出版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以往的技术发明多作用于印刷、校对等流程不同，“数智化”对出版的全流程特别是对出版的核心部分编辑过程都产生影响。“数智化”对印刷、复制、校核、装帧设计等方面的帮助效果已为业内人士熟悉并采用，对编辑审稿帮助的作用也日渐显现。以古籍来说，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对于古籍编辑来说，查核引文曾经是费时费力的工作，有时甚至是难以完成的。有了版本可靠的数据库，核对引文的工作就容易多了。不仅如此，数据库还能有效地帮助判断注释的准确性、典故的准确出处等。有鉴于此，古籍出版界早就重视古籍电子数据库的建设，中华书局打造了“中华经典古籍库”等，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开发了“尚古汇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这些经过整理又有版本对照的数据库为编辑审稿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极大地提高了编辑的工作效率和审稿的准确性，特别是古籍整理校点、注释稿，所以应该在出版界广泛应用数智化工具、产品。

但是，数智化工具、产品再好，也不能完全替代编辑的工作。编辑的选题策划、与作者关于书稿的交流互动、对稿件的判断和改定等，都不是数智化工具、产品能代替的。出版是内容产业，出版物的产生需要作者、编辑共同的创造性劳动。编辑是富于创造性的工作。虽然数智化工具、产品可以不断地升级换代，也只是不断地提高为人类服务的技能。总的来说，数智化工具、产品可以是编辑的最佳助手，但不能代替编辑本身。在数智化工具、产品不断升级、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古籍整理出版业应该如虎添翼，作者、编辑、读者都能尽快了解、掌握专业知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古籍整理出版业应更加侧重传世文献的系统性整理出版和基础古籍的深度整理出版，从而进一步推动古籍整理出版的高质量发展。

姜小青：“数智化”是出版业面临的最新环境和问题，古籍出版也不例外。近年来，许多古籍数字产品已被学术界广泛利用，起到了推动学术研究进步作用。我们古籍出版企业也在不断探索“数字化转型”，像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OCR智能识别系统都在不断升级和优化。但就古籍出版行业整体来看，我们的生产流程、方式和产品形态等，大多还停留在传统模式，对此，应该引起重视。我们首先应该接受古籍整理这门传统之学正受到数字技术全方位挑战的事实，数字技术与产品形态所具有的许多优势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对此还没有足够认识或持排斥心态，恐怕会从这场“人机大战”中败下阵来。目前，通过人工智能整理古籍，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应该分析，这些问题是不是人工智能的“死结”，显然不是。因此，我们对待人工智能，既不要危言耸听，更不可排斥拒绝。有一种说法，即“人工智能是研究人的智能活动”，而不是“万能”。据此看，人工智能似乎还无法完全取代具有内容创意特征的出版活动。我们应该利用好“数智化”工具，推动古籍出版转型升级。从现有人工智能在古籍整理与出版运用中所具有的功能看，过去工作中许多复杂和繁琐过程，都可以变得简单。我们也可以相信，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现有古籍“数智化”工具，将会被不断优化和完善，届时，古籍图书的传统整理方式、出版流程、产品形态、传播渠道等，或许会有根本性改变。